【学习调研】王敬之 | 诉源治理视角下农村矛盾纠纷的检察化解路径

摘要：诉源治理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抓手，更是破解农村矛盾纠纷多发、化解难度大、诉讼成本高的关键举措。农村地区作为基层治理的薄弱环节，矛盾纠纷呈现出地域性、熟人社会性、复杂性与多发性并存的特征，单纯依靠诉讼裁判难以实现案结事了人和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，立足法律监督职能，主动融入诉源治理大格局，是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、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农村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、特点及化解困境，梳理检察机关参与农村矛盾纠纷化解的职能优势与现存短板，探索契合农村实际、贴合群众需求的检察化解路径，推动矛盾纠纷从“末端处置”向“源头防控”转变，助力构建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，维护农村地区和谐稳定。

关键词：诉源治理；农村矛盾纠纷；检察机关；实质性化解；基层治理

一、引言

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，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，利益格局不断调整，土地流转、宅基地权属、婚姻家庭、邻里关系、征地补偿、涉农侵权等各类矛盾纠纷持续多发，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、制约乡村治理效能的突出问题。传统农村矛盾化解多依赖村规民约、宗族调解、基层干部协调等非诉方式，但随着群众法治意识提升，大量矛盾涌入诉讼渠道，不仅加剧基层司法机关办案压力，也易破坏农村熟人社会关系，难以实现矛盾根源化解。

诉源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“抓前端、治未病”，通过多元协同、源头防控、非诉优先、实质化解，从根本上减少矛盾纠纷成讼量，提升基层治理质效。检察机关身处司法办案一线，兼具法律监督、矛盾化解、法治宣传、社会治理等多重职能，在农村矛盾纠纷诉源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职能优势。立足农村基层实际，找准检察职能与诉源治理的结合点、发力点，构建专业化、多元化、本土化的矛盾纠纷检察化解机制，既能有效分流诉讼案件、减轻司法负荷，又能契合农村群众的解纷需求，实现矛盾化解、权益保障、乡村稳定的多重目标，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司法保障。

二、诉源治理视角下农村矛盾纠纷的基本态势与化解困境

（一）农村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与典型特征

当前农村矛盾纠纷紧扣农村生产生活实际，类型呈现多元化、交叉化趋势，且带有鲜明的乡土特征，主要分为六大类：一是土地权属类纠纷，涵盖宅基地边界争议、土地流转合同纠纷、耕地承包经营权纠纷、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等，占农村矛盾纠纷总量的40%以上，是最核心、最棘手的纠纷类型；二是婚姻家庭与继承类纠纷，包括赡养老人、离婚财产分割、遗产继承、子女抚养等，多涉及亲情伦理，化解难度较大；三是邻里关系类纠纷，主要为排水、通行、采光、噪音、牲畜损毁农作物等日常琐事引发的矛盾，虽涉案金额小，但易激化升级；四是涉农经济类纠纷，涉及农产品买卖、农资产品质量、农村劳务用工、小额借贷等，伴随农村经济发展逐年增多；五是轻微侵权与治安类纠纷，多为轻微打架斗殴、人身损害赔偿、财产损毁等，部分易转化为刑事案件；六是基层治理类纠纷，涉及村务公开、惠农政策落实、集体资产分配等，关乎群众切身利益，易引发群体诉求。

结合农村社会特性，此类矛盾纠纷呈现三大典型特征：其一，熟人社会依赖性强，矛盾双方多为同村村民、亲属邻里，单纯依法裁判易割裂人际关系，更注重情理法结合化解；其二，地域性与乡土性突出，纠纷成因与农村生产生活、村规民俗紧密相关，化解需兼顾法律规定与乡土人情；其三，易激化、难根治，基层化解力量薄弱，小矛盾若得不到及时处置，易升级为信访、群体性事件甚至刑事案件，且易反复复发；其四，当事人法治素养参差不齐，部分农村群众依法维权意识薄弱，依赖传统调解方式，对司法程序认知不足。

（二）农村矛盾纠纷化解的现实困境

1.非诉化解力量薄弱，源头防控缺位。农村基层调解组织多为村委会、人民调解委员会，调解员多为村干部、乡贤，缺乏专业法律知识和系统培训，化解复杂矛盾能力不足；同时，基层化解多侧重事后调解，缺乏矛盾风险排查、预警、防控机制，难以从源头遏制矛盾滋生，导致大量小矛盾演变为大纠纷、小纠纷演变为诉讼案件。

2.诉讼化解成本高、效果欠佳。诉讼程序耗时较长、流程繁琐，农村群众往返司法机关成本较高，且诉讼裁判具有强制性，虽能定分止争，但难以修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，易出现“案结事不了、官了民不了”的局面，部分案件甚至引发二次矛盾。

3.多元解纷机制衔接不畅。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、检察化解之间缺乏有效联动，存在各自为战、分流不畅、重复化解的问题，矛盾纠纷化解链条断裂，未形成“排查-调解-监督-回访”的闭环治理模式。

4.检察职能融入不深入，作用发挥不充分。部分基层检察机关对农村诉源治理重视不足，工作重心仍集中在办案环节，主动下沉农村、靠前化解矛盾的意识不强；检察化解矛盾的方式较为单一，多局限于办案中的释法说理，未充分发挥检察建议、公开听证、司法救助、检调对接等职能优势，与农村基层治理融合度不够。

三、检察机关参与农村矛盾纠纷诉源治理的职能优势

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，参与农村矛盾纠纷诉源治理，并非替代基层调解组织开展工作，而是立足职能定位，发挥监督、引导、协同、保障作用，填补传统化解模式的短板，具有独特的职能优势：

1.法律专业优势。检察干警具备专业法律素养，能够精准研判矛盾纠纷的法律性质，区分合法诉求与不合理诉求，为农村群众提供专业法律咨询，引导其依法理性维权，避免矛盾因法律认知偏差激化升级。

2.多元职能优势。检察机关可依托刑事检察、民事检察、行政检察、公益诉讼检察“四大检察”职能，全方位参与矛盾化解：对轻微刑事案件开展刑事和解，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开展实质性化解，对涉农公益诉讼线索及时排查处置，同时通过司法救助、检察建议等方式，兼顾法理情，实现矛盾多元化解。

3.中立公正优势。检察机关处于中立司法地位，不直接参与农村基层事务管理，与矛盾双方无利益关联，化解矛盾更具公信力，易获得农村群众信任，能够有效打破熟人社会调解的人情干扰，确保化解结果公平公正。

4.监督保障优势。通过法律监督职能，检察机关可监督基层调解组织、行政机关依法化解矛盾，纠正违法调解、行政不作为等问题，同时监督法院审判执行活动，推动生效裁判依法履行，保障矛盾化解结果落地见效，筑牢矛盾纠纷化解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5.基层贴近优势。基层检察院、派驻乡镇检察室、检察服务站等阵地，可直接对接农村一线，贴近群众生活，能够及时掌握矛盾纠纷动态，实现矛盾早发现、早介入、早化解，打通服务群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四、检察机关参与农村矛盾纠纷化解的现存短板

尽管基层检察机关在农村矛盾纠纷化解中逐步发力，但受工作理念、机制建设、人员配置、基层覆盖等因素制约，仍存在诸多短板，难以完全适配诉源治理的工作要求：

（一）工作理念滞后，源头治理意识不足

部分基层检察干警仍秉持“重办案、轻化解”“重末端、轻源头”的传统理念，将工作重心放在案件办理上，对诉源治理的内涵和要求理解不深刻，主动融入乡村治理、前置化解矛盾的主动性不强，多被动受理申诉、信访案件，缺乏主动排查、提前介入的意识，未能真正实现“治未病”的诉源治理目标。

（二）机制建设不完善，化解流程不规范

检察机关参与农村矛盾化解缺乏系统化、常态化机制，矛盾排查、受理、分流、化解、回访、监督等环节无统一规范流程；检调对接、检行联动、检法协作等联动机制流于形式，协作配合不够紧密，信息共享不及时，难以形成化解合力；同时，矛盾化解成效考核机制不健全，干警主动参与矛盾化解的积极性未得到充分调动。

（三）基层覆盖不足，下沉服务不到位

乡镇检察室、村级检察联络点建设不均衡，部分偏远农村地区无固定检察服务阵地，检察干警下沉农村频次不足，难以实时掌握农村矛盾纠纷动态；检察联络人员多为兼职，缺乏专业培训，作用发挥有限，导致检察机关与农村群众之间存在信息壁垒，矛盾化解响应不及时。

（四）化解方式单一，情理法融合不够

当前检察化解矛盾多依赖释法说理、程序告知等传统方式，对农村乡土人情、村规民约兼顾不足，生硬套用法律条文，忽视当事人情感诉求和农村实际情况，化解效果不佳；公开听证、上门化解、圆桌会议等柔性化解方式运用不充分，针对农村特殊群体（老年人、残疾人、留守儿童家庭）的便民化解措施不够完善。

（五）队伍力量薄弱，专业能力有待提升

基层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矛盾突出，负责矛盾化解的控申部门、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人员配置不足，干警兼具法律专业能力和农村群众工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短缺，部分干警不熟悉农村风土人情，不擅长与农村群众沟通，矛盾化解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不足。

五、诉源治理视角下农村矛盾纠纷的检察化解优化路径

立足诉源治理“源头防控、多元化解、实质办结”的核心要求，结合农村矛盾纠纷特点和检察职能，构建“预防为先、化解为要、监督为保障、协同为支撑”的全链条检察化解路径，推动检察工作深度融入农村基层治理，实现矛盾纠纷源头减量、高效化解。

（一）树牢诉源治理理念，推动工作重心前移

转变传统办案理念，将诉源治理贯穿检察工作全过程，树立“办案即是化解、监督即是治理”的工作思维，把矛盾化解从“事后处置”转向“事前预防、事中控制”。一是强化主动排查意识，依托乡镇检察室、村级联络点，联合村委会、人民调解委员会，定期开展农村矛盾纠纷大排查，重点排查土地、赡养、邻里等高频纠纷，建立矛盾风险台账，分级分类管控，对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提前介入、主动疏导，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；二是强化民生导向意识，聚焦农村群众急难愁盼的矛盾纠纷，摒弃“坐堂办案”模式，推行“带案下访、上门化解”，主动深入田间地头、农户家中，贴近群众开展化解工作，契合农村群众的解纷习惯；三是强化实质化解意识，摒弃“程序空转”，坚持案结事了人和，不仅依法解决矛盾争议，更注重修复当事人关系，维护农村熟人社会和谐。

（二）健全多元化解机制，构建闭环化解体系

立足检察职能，整合各类解纷资源，构建规范化、闭环式矛盾化解机制，实现矛盾纠纷全流程管控。一是完善检调对接机制，与基层人民调解组织、司法行政机关、乡镇综治中心建立常态化对接，设立驻综治中心检察窗口，对调解组织化解不了的复杂矛盾，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指导，对达成调解协议的，依法开展司法确认监督，确保调解效力；二是完善分级分类化解机制，按照矛盾纠纷难易程度、风险等级，实行分层化解：简单矛盾由检察联络员联合村调解员当场化解；复杂矛盾由检察干警牵头，联合乡镇干部、乡贤、律师共同化解；重大疑难矛盾由院领导包案，开展公开听证、多方会商，推动实质性解决；三是完善回访跟踪机制，对已化解的矛盾纠纷定期回访，了解履行情况和群众满意度，排查是否存在反弹隐患，同时做好释法说理和情绪疏导，巩固化解成效；四是完善考核激励机制，将矛盾纠纷化解数量、质效、群众满意度纳入检察干警绩效考核，倒逼干警主动参与诉源治理，激发工作积极性。

（三）聚焦核心职能发力，精准破解农村矛盾

紧扣“四大检察”职能，针对性破解农村各类高频矛盾纠纷，发挥检察监督的核心作用：

1.刑事检察层面：轻罪和解，遏制矛盾升级。对农村地区因琐事引发的轻微故意伤害、寻衅滋事、故意毁坏财物等轻微刑事案件，以及过失犯罪、初犯、偶犯案件，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，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，同步做好赔偿履行、情绪疏导工作，依法作出不批捕、不起诉决定，避免刑事案件进一步激化矛盾，修复邻里、亲属关系。

2.民事行政检察层面：实质化解，破解申诉难题。对农村土地流转、宅基地争议、赡养继承、民间借贷等民事申诉案件，以及涉农行政争议案件，不局限于书面审查，通过实地调查、公开听证、上门沟通等方式，找准矛盾症结，推动当事人达成和解，实现民事申诉、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，减少再审案件和信访案件，避免矛盾反复。

3.公益诉讼检察层面：源头防控，化解公共利益纠纷。聚焦农村生态环境、食品药品安全、耕地保护、集体资产流失等公益诉讼领域，主动排查线索，依法提起公益诉讼，同时通过诉前检察建议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，从源头化解涉及公共利益的群体性矛盾，维护农村集体和群众共同利益。

4.控告申诉检察层面：便民接访，化解信访积案。优化12309检察服务中心功能，开通农村群众信访绿色通道，推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接访模式，对农村群众信访诉求快速响应、及时分流；加大农村信访积案化解力度，实行领导包案、专班推进，综合运用释法说理、司法救助、帮扶救助等方式，化解陈年积怨，做到“件件有回复、事事有回音”。

（四）强化基层阵地建设，打通服务群众“最后一公里”

完善农村检察服务网络，实现检察力量下沉、服务前移，让矛盾化解在基层、解决在当地。一是建强乡镇检察阵地，在重点乡镇设立标准化检察室、检察服务站，配备专职检察干警，常态化开展矛盾化解、法律咨询、法治宣传工作；二是织密村级联络网络，在各村选聘公道正派、熟悉民情的村干部、乡贤、老党员担任检察联络员，负责收集矛盾线索、传递检察信息、协助开展化解工作，构建“检察院+乡镇检察室+村级联络点”三级服务网络；三是推行便民化解措施，针对农村群众居住分散、出行不便的特点，开展“巡回检察”“田间听证”“上门调解”，简化化解流程，提供一站式解纷服务，同时为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，降低群众解纷成本。

（五）深化多方协同联动，凝聚诉源治理合力

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涉及多方主体，检察机关需主动牵头、协同发力，构建多方参与、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。一是强化检政联动，加强与乡镇政府、农业农村、民政、公安等行政部门协作，建立信息共享、联合排查、联合化解机制，针对土地流转、征地补偿、惠农政策落实等跨领域矛盾，共同会商解决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，从源头规范行政行为，减少矛盾滋生；二是强化检法联动，与法院建立诉前分流、诉中对接、诉后监督机制，对适宜非诉化解的案件，引导当事人选择检察调解、人民调解，减少诉讼案件，同时监督法院审判执行，推动生效裁判履行；三是强化检社联动，吸纳律师、法律服务工作者、乡贤、“五老人员”（老党员、老干部、老教师、老军人、老模范）参与矛盾化解，兼顾法律规定与乡土人情、村规民约，提升化解认可度；四是强化基层自治联动，指导村委会完善村规民约，推动法治、德治、自治融合，引导农村群众自我管理、自我调解，培育和谐乡风，从根源上减少矛盾纠纷。

（六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，夯实源头治理基础

坚持化解矛盾与普法宣传相结合，提升农村群众法治素养，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解决矛盾，从思想源头遏制矛盾多发态势。一是精准普法，针对农村高频矛盾纠纷，开展“订单式”普法，通过板凳课堂、乡村大喇叭、普法宣传栏、以案释法宣讲会等形式，重点讲解土地管理、婚姻家庭、相邻关系、劳务用工等法律法规，让群众懂法、守法、用法；二是靶向普法，结合办案过程，对矛盾双方开展一对一释法说理，讲解法律规定和诉讼风险，引导其选择非诉方式化解矛盾；三是常态普法，利用乡村振兴、法治宣传日等节点，深入农村开展普法活动，同时通过短视频、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，推送涉农法律知识和典型案例，扩大普法覆盖面，营造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的农村法治氛围。

（七）加强队伍建设，提升矛盾化解能力

打造一支懂法律、懂农村、懂群众的专业化检察队伍，为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人才保障。一是优化人员配置，充实控申、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力量，选拔熟悉农村工作、善于群众沟通的干警负责矛盾化解工作；二是强化业务培训，定期组织干警学习涉农法律法规、调解技巧、群众工作方法，同时邀请乡贤、基层干部讲解农村风土人情，提升干警情理法融合化解矛盾的能力；三是锤炼工作作风，培养干警亲民、爱民、为民的工作作风，摒弃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，真心实意为农村群众解决问题，提升矛盾化解的亲和力和公信力。

六、结语

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是基层诉源治理的重中之重，更是检察机关服务乡村振兴、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重要使命。在诉源治理视角下，检察机关必须跳出单纯办案的思维定式，立足法律监督职能，主动融入农村基层治理大格局，以源头防控为基础，以多元化解为核心，以协同联动为支撑，以基层阵地为依托，不断优化矛盾纠纷检察化解路径，破解农村矛盾化解难题。

通过构建全链条、多元化、本土化的检察化解机制，既能有效减少农村矛盾纠纷成讼量，缓解基层司法压力，又能切实维护农村群众合法权益，修复乡土社会人际关系，推动农村地区和谐稳定。未来，基层检察机关需持续深耕农村诉源治理工作，不断创新工作方法、完善工作机制，让检察职能真正扎根农村、服务群众，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、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贡献坚实检察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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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王敬之（山阳县检察院）

编辑：侯宜均

责编：雪 云

审核：姚启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