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碑林法院 | 从身份之争到亲情归位，一场遗产纠纷的温情化解

法庭之内，证据罗列、财产分割各执一词；

法庭之外，血脉亲情交织着多年照料的付出。

这是西安碑林法院审理的一起遗产分配纠纷案件，逝者已矣，围绕遗产归属，堂侄女与逝者兄弟姐妹及其后代陷入分歧。

一纸判决看似可以快速定分止争，但如何兼顾法理尺度与亲情温度，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，考验着办案法官的智慧。

本案处理涉及的，不只是一笔遗产的归属，更关乎当事人多年的付出认可、亲属之间的情感维系，以及家庭伦理矛盾的实质性化解。

明察事实 厘清争议

被继承人张某于2024年2月病故，其配偶早在2012年便已离世，二人无子女。本案原告是张某的堂侄女，被告为张某的同胞兄弟姐妹，以及已经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。原告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，主张自己属于“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”，请求分得张某的遗产。

案件交由蒲晖法官承办。长期坚守审判一线的蒲晖法官，始终秉持“调解优先、调判结合”的办案理念。接手该案后发现，这并非单纯套用法律条文就能够妥善了结的案件。

第一次庭审上，原告当庭陈述三十余年的扶养经过：“我是她的堂侄女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。她丈夫过世之后就一直独自生活，没有子女。三十多年里，我时常上门探望照料。尤其是2023年10月她生病住院，就医陪护、办理各类手续、对接医生沟通医嘱，全部都是我在奔波。老人离世之后，丧葬的各项事宜，也都是我一手操办。”

被告方当即提出反对意见，认为原告不属于法定继承人，无权分得遗产。

该案先后组织四次开庭审理，围绕原告是否构成“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”、扶养的时间长短与实际照料程度、遗产具体范围、法定继承以及代位继承份额等核心争议焦点，逐项开展举证、质证与法庭辩论。该案当事人人数众多，亲属身份关系盘根错节，各方诉求差距巨大，矛盾一度陷入僵持。

“如果简单下判，在法律层面原告确实可以分得适当遗产。但被告与逝者有着血缘亲情，判决之后他们能否接受结果？家庭内部的隔阂会不会进一步加深？”庭审间隙，蒲晖法官反复权衡案件处理的两种路径：是一纸判决了结案件，还是尽力促成各方和解，守护难得的亲情。

法理释明 柔性疏导

家事继承纠纷，不能简单“一判了之”。承办法官没有仓促作出裁判，选择采取“背对背”分开谈话的方式，分别对双方开展释法明理工作。

法官向被告方细致解读法律规定：“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明确，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，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。如果案件证据能够证实原告三十多年照料老人的事实，她的诉讼请求是具备法律依据的。”

同时法官也向原告讲明边界：“法律肯定并保护你多年照料付出，但‘适当分得遗产’不等于就可以和法定继承人平均分割，还要结合扶养实际情况、遗产多少、法定继承人情况综合考量，也需要多换位思考。”

在第二次、第三次庭审之中，经过多轮沟通，法官逐步引导双方缩小分歧，梳理确认没有争议的案件事实。

到第四次庭审，再组织全部当事人面对面开展协商。“老人已经离去，但亲情不该就此断裂。原告这么多年实实在在的照料付出，大家应当看得到；各位法定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利，法律同样予以保护。我们能不能找到既符合法律规定，又顾及人情的处理方案？”法官以情理为纽带反复劝导，各方当事人态度逐步松动。

平衡情理 和解共赢

在自愿、合法的基础之上，各方终于达成和解协议：案件全部遗产，由所有当事人均等分配。

这一处理结果，既保障了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益，也对原告数十年的扶养付出给予充分肯定，保全了各方当事人的体面，实现矛盾实质性化解。

遗产之争，表面是财产利益的博弈，背后却是剪不断的家庭伦理与亲情纠葛。一纸裁判可以厘清财产归属，却未必能够消融人心之间的隔阂。

本案中，蒲晖法官以四次庭审为基础，搭配大量庭前庭后的调解工作，将法律释明融入情理疏导，从分开沟通到共同协商，用法理讲清边界，用温情弥合裂痕，推动矛盾圆满化解。

“继承纠纷不能简单一判了之，只有把情与法都讲到当事人心里，才能真正解开这个结。”蒲晖说道。

这起案件是碑林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推动家事矛盾实质性化解的鲜活样本。为民办实事，就落实在每一次耐心倾听、每一回细致调解、每一份公正处理当中。当争执归于平息，收获的不只是一份调解书，更是濒临破裂的亲情得到修复，让司法既有力度，更有温度。

作者| 张琳娜

编辑| 李娟

责编| 马宁

审核| 姚启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