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西安中院】西法有见地 | 常理在释法说理中的功能、挑战与优化

【开栏语】

“思”，得新理；

“行”，出真知。

在您的面前，是审执经验、办案智慧、典型案例、调研成果的专业星河；

在您的身边，我们支起了一张圆桌，诚邀您一同探讨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的碰撞融合。

2025年4月3日起，西安中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出“西法有见地”专栏，立足西安两级法院，搭建推进应用法学研究和精进审判实务水平的“舞台”，厚植繁荣法学、汇聚洞见的“沃土”。

本期“西法有见地”栏目邀请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法官王利屯和法官助理王博生，分享《常理在释法说理中的功能、挑战与优化》。

作者简介

王利屯

王利屯，现任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，四级高级法官，承办的案件曾入选2019年陕西省和西安市十大优秀侦办案例，入选西安市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专家库成员，撰写的论文荣获全国法院第三十七届学术讨论会三等奖。

王博生

王博生，现任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法官助理，硕士研究生，被评为2021-2022年度“未央好人”敬业奉献好人、“两行动、两措施”先进个人、优秀共产党员等，参与撰写的论文荣获全国法院第三十七届学术讨论会三等奖。

裁判文书应讲清法理、讲明事理、讲透情理，推动司法裁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要做到以上要求，一条重要途径就是优化和完善释法说理。

常理作为社会公众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共识性认知，在裁判文书中运用其进行释法说理已十分普遍。裁判文书中使用“经验法则”“日常生活经验”“社会生活经验”“经验判断”“一般情况”不在少数，直接使用“符合常理”更是俯拾皆是。与很多人习惯于将常理的释法说理视为裁判文书中的“辅助点缀”不同，事实上，常理已成为释法说理中的重要要素。

常理的正确适用十分关键。

01 常理的功能作用

常理作为经验法则，发挥着事实认定补位、法律适用发现和价值传递、司法转化等诸多功能。具体表现为：

一是事实认定层面的补位功能。

常理的核心作用在于填补证据链缺口，尤其在证据不足或真伪不明的案件中发挥关键作用。民商事审判若在证据不足、事实不清的情况下，法官可依据“普通人基于生活经验能够确信”的高度盖然性标准，推定因果关系或权利归属。

例如，假设老王起诉邻居小张，要求归还借款5万元，但拿不出借条、转账记录等直接证据。小张也坚决否认借过钱。在这个案子中，法官会面临“证据不足、事实不清”的状况。此时，常理和经验法则就开始发挥作用了。法官会结合普通人的生活经验，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推断：

老王和小张是多年邻居，关系一直不错。根据常理，熟人之间的小额借贷，出于信任不打借条是有可能发生的。监控显示小张在所谓“借款期”内频繁夜访老王，这种行为模式与“有重要事宜商议”的常理是吻合的。虽然证据不直接，但形成了间接印证。法官进一步调查发现，就在小张频繁上门之后不久，老王从其银行账户中取出了5万元现金。取款时间与小张来访时间高度吻合。按照生活经验，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在没有缘由的情况下取出大额现金。这笔取款记录，结合居委会李大叔到庭所述的“小张在那段时间到处问人借钱”的证人证言和行为证据，大大增强了老王说法的可信度。

虽然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直接证明“小张向老王借了5万元”，但所有间接证据组合起来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，使法官内心确信：老王主张的借款事实，发生的可能性远大于没有发生的可能性。这就是“高度盖然性”。

于是，法官便可以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中关于经验法则的规定，推定借贷关系成立，判决小张归还借款。

二是法律适用层面的发现功能。

常理虽既不具备直接的法律效力，也不具备法律的形式标准，属于“法外要素”，但却通过法律直觉、法律经验知识和法律共识等方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法律发现功能，在法律解释层面其功能体现为对法律文本的补充性诠释与价值填充。

想象一下，一位住户因为邻居改建厨房后油烟倒灌而起诉。相关法规可能只原则性地规定“不动产权利人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、采光和日照”。但是，什么样的油烟浓度才算“妨碍”？法律条文本身是沉默的。

这时，常理就开始发挥“补充性诠释”与“价值填充”功能。法官可能会在庭审中引入一个生活常识：能够明显闻到并引起不适的油烟味，通常会对正常居家生活造成干扰。这个常识并非来自某部具体的法律，而是源于社会大众的普遍生活经验，是一种“法律共识”。

基于此，法官可以推断，持续的油烟倒灌确实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“妨碍”。这个过程，就是常理为抽象的法律条文填充了具体、可感知的价值判断，让冷冰冰的文字在具体案件中“活”了起来，变得合乎情理，也更容易为当事人所理解和接受。

三是价值传递层面的司法转化功能。

常理承载着公序良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转化功能，其核心在于通过裁判结果传递社会主流价值，强化司法的教育导向。

例如，老张家把院子向外扩了半米，恰好压到了邻居李婶家一棵老树的树根。李婶不乐意了，说这棵树是她婆婆种的，果实熟了也会分给四邻，是她们家的“念想”，也是这条老街的风景。老张则认为，自己有合法手续，树根越界影响了自家地基安全。

这事闹到了法院，如果法官只机械地看图纸和产权线，很可能就会判决：“树根过界，影响合法施工，老张有权移除。”

但一位真正准确运用常理裁判的法官会先去现场看看，问问老街坊，了解这棵老树的故事，进而意识到，这棵“越界的树”，它承载着邻里和睦的记忆、家庭情感的延续和社区共同的风景。这些就是“公序良俗”和“友善、和谐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具体生活中的样子。

法官的判决可能就会更加“准确”：首先确认老张的翻新权受保护，但施工方案必须调整，注意保护树根，并为李婶提供合理补偿。同时，要求李婶日后要维护树木，不得影响老张家安全与采光。

司法的“准确”，是对社会常理、人情世故与主流价值的精准洞察与平衡。

此外，常理在文化传统司法保护中亦具有独特价值。如在少数民族地区，法官可尊重“祭祖权”等习惯，通过调解或司法确认的方式平衡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。

02 常理释法说理面临的挑战

常理在释法说理中的运用面临诸多现实困境，也存在着裁判说理存在浅表化与形式化、常理认定标准的主观化等现象，制约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。

一是当前裁判文书中常理的运用普遍存在说理浅表化和形式化现象。

裁判者回避说理是其核心原因，具体表现为：简单罗列常理结论或仅将常理作为孤立论据，缺乏与法律条文的逻辑勾连，导致说理层次单薄；说理逻辑跳跃，未阐明该常理与案件事实的逻辑关联，未构建“规范—常理—法律事实—结论”的完整链条；说理语言过于抽象，缺乏针对性，未能结合案件具体情境展开个性化阐释。

二是常理认定标准的主观化。

常理的认定标准关联个体经验、地域差异与群体区分，其认定缺乏客观验证机制，对法官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要求，法官对常理认知的主观化将导致常理适用的破界，造成常理与事实的冲突。同时，法律就像一套明确的公共规则，核心是让每个人在相同情况下得到同等对待，保持标准的统一和稳定；而常理更像人们心中的一杆秤，更关注每个具体事情本身是否合情合理，强调让结果感觉公平。

03 常理释法说理的优化

面对上述失范困境，可根据不同诉讼阶段的特征，各有侧重地保障常理释法说理的有序展开，找到一条规范化的应用之路。

一是庭前“筑基”，让常理有迹可循、有标可依。

常理的准确适用，始于庭前的扎实准备。法官可探索运用“多元收集+双重认定”的庭前工作模式。

一方面，拓宽常理收集渠道：借助司法大数据平台，筛选裁判文书网中同类案件的常理认知、裁判规则，为案件提供参考基准；深入社区、行业一线，通过走访当事人、社区居民、同行业从业者，收集第一手的常理信息，让司法判断更贴近社会现实；对专业性较强的案件，邀请专家提供意见，厘清行业惯例、技术常识等专业性常理。

另一方面，构建“筛选甄别—综合认定”的二维架构，先过滤掉不符合法律原则、带有地域或群体偏见、被法律明确否定的“伪常理”，确保常理的“合理性”；再审查常理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、内涵外延的明确性，判断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能否实现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，避免盲目适用。

二是庭审“辨明”，让常理公开透明、争议可解。

首先，法官要主动履行释明义务，在总结争议焦点时，明确告知当事人案件可能涉及的常理依据、来源及适用范围。

其次，保障当事人的质证与辩论权，一方提出的常理依据，另一方有权对其真实性、普遍性进行质疑。

庭审中，还要引导当事人围绕“常理是否契合案件事实”“是否符合法律逻辑”展开辩论，避免在无关细节上过度纠缠。

三是文书“说理”，让法理、情理、事理深度交融。

裁判文书是常理释法说理的最终载体，既要讲清“法言法语”，也要说透“家常道理”。秉持“层次化撰写+情理法交融+专业化通俗化平衡”的文书撰写原则。

在事实认定部分，详细阐述依据何种常理进行推定、该常理的来源与合理性，在法律适用部分，说明常理如何与法律条文衔接，避免“以常理替代法律”；对复杂案件，增设专门的常理释法说理模块，清晰展示逻辑链条。同时，把握好情理法的边界，法律条文清晰时，坚持法律优先，用常理阐释法律背后的伦理逻辑；法律存在模糊或漏洞时，以常理填补空白，但绝不突破法律底线。

语言表达上，注重语言专业化与通俗化的平衡，通过生活化的语言将法律逻辑转化为社会共识，写出蕴含公平正义的浅显易懂的裁判文书，本质上是让法律推理从“专业自洽”转向“社会认同”。

四是长效“护航”，让常理适用规范有序、动态优化。

常理释法说理的规范化，离不开健全的监督与反馈机制。可以探索建立内外联动的监督机制：内部由审判委员会对涉及常理运用的重大案件进行审查指导。外部监督可以引用社会监督和由行业专家、法学学者形成的专业监督。

优化常理的释法说理，说到底是司法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，是让法律条文接上“地气”，让司法裁判更具温度与力量。作为法官，持续深耕这条规范之路，让每一份裁判文书都既能守住法律底线，又能契合社会共识，为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民心根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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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| 西安中院